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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(jìnrì)，因水位下降，四川安岳书房坝水库的水下佛像和石狮露出(lùchū)重现，这一“水下佛国”再度引起网友关注。

6月19日，红星新闻记者实地探访了解(liǎojiě)到，这一“水下佛国”在2020年被外界知晓后开始“走红”。当地文保员邓永福表示，自1974年水库(shuǐkù)蓄水以来，佛济寺被水淹没的摩崖造像几乎(jīhū)每年都(dōu)会露出佛头，连同地势更低的石狮完整露出也出现过10多个年份，每年露出时间有两三个(liǎngsāngè)月。2020年以来，有三年完整露出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(de)佛济寺摩崖造像

对于露出水面的佛像和石狮，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(yuán)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，实行(shíxíng)水下保护(bǎohù)。露出水面的时段，要禁止烧香拜佛，并设立文保员。

半世纪前水库蓄水枯水期佛头会(huì)露出

佛济寺摩崖造像在2012年被确定为(wèi)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如今76岁的(de)邓永福是此处的文保员，也是当地居民。

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书房坝水库在1974年蓄水后，佛济寺的一对石狮和一块巨石(jùshí)上的摩崖造像(zàoxiàng)便淹没在水中(shuǐzhōng)。但几乎每年枯水季节，摩崖造像的佛头都会露出(lùchū)水面。遇到干旱年份，被淹没的摩崖造像会完整露出，地势更低的一对石狮也会露出。

▲枯水(kūshuǐ)季节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

“（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）有10多年完整(wánzhěng)(wánzhěng)露出过，每年露出两三个月，涨水后又会被淹。”邓永福还说，2020年以来(yǐlái)，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几乎每年都会露出，其中有三年完整露出。因为近几年受到外界关注，每年枯水季节，都会有游客前来(qiánlái)游玩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(lùchū)的佛济寺摩崖造像

据了解，安岳石窟始于南北朝，盛于唐宋，现存230余处10万余尊摩崖造像，享有“中国石刻(shíkè)之乡(xiāng)”的美誉。

今年石狮和(hé)20多个佛像完整露出，

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(yuánmào)，实行水下保护

6月19日，红星新闻记者在(zài)佛济寺(fújìsì)摩崖造像现场看到，石狮和一块巨石四周雕刻的(de)20多个佛像(fóxiàng)在今年完整露出，“捧绣球”的石狮在水库边相视而坐，仿佛在对话一般，巨石四周的佛像各不相同，刻得栩栩如生。在地势更高的崖壁上，还有部分常年可见的摩崖造像。

▲枯水季节露出的石狮(shíshī)

据(jù)安岳官方2020年发布的(de)消息，书房坝水库始建(shǐjiàn)于上世纪70年代，汇水面(shuǐmiàn)积130多平方公里。水库建成后，分布在水域边上的佛像(fóxiàng)有的被淹没在水中。其中，历史悠久的圣灯寺被淹没，数以千计的佛像溺于水中，罗汉寺、佛济寺被部分淹没。枯水季节常有佛像露出水面，有的则永远藏于水下。

2020年，书房坝水库“水下佛国”之所以引发关注，源于罗汉(luóhàn)寺、佛济寺摩崖(móyá)造像“重见天日”。其中，佛济寺摩崖造像共有龛(kān)窟29个、造像69尊(zūn)、石塔1座(zuò)、碑刻题记4通，石窟开凿于清代(qīngdài)，造像内容以罗汉、十菩萨、七佛、天王、弥勒佛等为主。罗汉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43个、造像155尊、浮雕石塔3座、题记9通，石窟开凿于唐代，宋代续有雕刻。

6月19日，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尤其是最近几年，佛济寺(sì)和罗汉寺在枯水季会露出水面。为此，专家建议，不破坏原貌，实行水下保护(bǎohù)。露出水面的时段，要禁止烧香拜佛，并(bìng)设立文保员。目前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济寺有一名(yīmíng)专门的文保员，文物点罗汉寺有一名当地(dì)自发的管理员。此外，现场还安装(ānzhuāng)了监控等设施，通过“人防、技防(jìfáng)、犬防”以加强保护。此外，为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，他们还会考虑现场环境整治等。

云冈石窟遗失百年的(de)"佛眼"回归：系男子在地摊上偶遇

一枚流散百年的疑似(yísì)佛眼，前不久回归云冈石窟。

这枚表面覆盖黑釉的陶制眼球(yǎnqiú)，至今光可鉴人，与云冈石窟中仍保留在(zài)原位的陶眼酷似。

这枚陶制眼球的(de)捐赠者为太原市民(shìmín)田亦军。2006年，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的古玩地摊上偶遇这件黑色的陶器，卖主也不知道这是何物。田亦军对古瓷器有所了解(liǎojiě)，但从未见过这种器型(qìxíng)，出于好奇便买了回去。

直到近20年后(hòu)，田亦军偶然见到一张照片，发现照片中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陶眼，与自己多年前购藏的陶器极其相似，便主动联系云冈研究院。如果确认(quèrèn)是云冈石窟的佛眼，他(tā)表示愿意无偿捐赠(juānzèng)。

今年3月，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、云冈石窟博物馆原(yuán)馆长赵昆雨受托赴(fù)田亦军家中见到陶眼，并带回大同开展鉴定。

围绕这件陶眼身份的鉴定(jiàndìng)，以及更多云冈陶眼的下落之谜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(wèntí)。

云冈第19窟佛像，双目眼球都已脱落 本文图/赵昆雨供图(gōngtú)

佛眼争议：是(shì)辽金文物，还是瓷拍子？

云冈佛眼回归信息披露后，一些网民提出疑义，有人认为(rènwéi)这件陶器(táoqì)酷似瓷拍子。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，用于拍打陶器表面的工具。

实际上，这种可能性在鉴定工作开展之初就已列入考虑范畴。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这件陶器(qì)抵达云冈后，经过了专家反复论证，首先考虑到的(de)可能性，就是研磨器或者瓷拍子。瓷拍子通常表面较平整，而这件器物(qìwù)明显呈凸起的球状，表面釉色(yòusè)细腻，光可鉴人。

至于(yú)研磨器的猜想，为了达到研磨效果，研磨器一般都制成碾盘般的粗齿面，这件陶器表面也(yě)并无研磨痕迹。而且器物来自大同地区(dìqū)，专家的意见倾向于佛眼，但也不排除其他功用。

“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同于其他可供(kěgōng)比对的(de)陶瓷器，陶眼之器，典型性特质很少，可参照的案例又严重匮乏。”赵昆雨说，近些年，云冈研究院致力于对流失造像(zàoxiàng)进行深入调查与追踪，“这件器物如果确系云冈佛眼，那(nà)就万幸，我们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；如果不是，也为今后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。文物鉴定本身，需要(xūyào)不停地论证”。

中国文化遗产(yíchǎn)研究院原副(yuánfù)院长、二级研究员詹长法曾主持多项国家石质及石窟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(xiūfù)工程项目，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鉴定陶眼归属，需要综合(zōnghé)艺术风格、材质工艺、考古学及科技手段分析。

近日回归云冈石窟的(de)疑似陶眼

比如艺术风格方面(fāngmiàn)，可以根据(gēnjù)云冈石窟佛像细长眼型特征、不同时代造像风格特征(fēnggétèzhēng)，对比陶眼的艺术风格来判断。材质工艺方面，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特征，疑似眼珠若材质成分与特定石窟一致(yízhì)，或含相同(xiāngtóng)的特殊添加剂，可作为鉴定依据；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细节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，也可溯源关联性。

一些考古学和科技分析手段，也可以派上用场。詹长法说(shuō)，通过光谱和质谱分析，可以对佛眼的材质成分进行详细研究，将这些分析结果与石窟(shíkū)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，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。2022年，龙门石窟修缮中，考古人员在(zài)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里，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琉璃眼珠，经(jīng)鉴定，其成分与古代(gǔdài)琉璃一致。石窟造像中保存大块片状唐代(tángdài)琉璃实物，实属罕见。

陶眼体形都不大，并不昂贵，却为造像(zàoxiàng)赋予灵性的神采。

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收藏着(zhe)数枚陶眼(táoyǎn)，这些陶眼形状、尺寸各异，主要有蘑菇形和圆锥形两种(liǎngzhǒng)。其中最大一枚呈圆锥形，直径11.5厘米，高14.4厘米。此次发现的疑似(yísì)陶眼高7厘米，头部呈半珠状，直径10厘米，尾部为直径4.5厘米的平底，约一斤重。

北魏时期(shíqī)，云冈石窟造像都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(xìméizhǎngmù)，为造像额外安装眼球，是在辽金至晚清时期。据统计，云冈石窟共有16个(gè)洞窟(dòngkū)计76件造像加装过眼球，涉及佛像、菩萨、供养天、力士等雕像(diāoxiàng)，今存者仅剩10余件。从残迹看，当时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，有漏斗形，也有平底状。

詹长法说，在“凉州模式”和“云冈模式”影响下建造的石窟，如敦煌、龙门等石窟，北朝及之前通常不嵌入眼珠，而是(érshì)通过(guò)刻制或彩饰表现眼部。到宋金时期，介休窑、鹤壁窑等著名(zhùmíng)窑场制作过半球形的陶质“摩尼珠”，或许曾被用作佛眼。敦煌石窟装配眼珠的造像，普遍为清代(qīngdài)重塑的像；响堂山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；天龙山石窟现存(xiàncún)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，未说明装配技术(jìshù)。

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第(dì)8窟陶眼

“云冈石窟是当前(dāngqián)仅有确凿证据(quèzáozhèngjù)显示，在辽金时期广泛配置佛眼的石窟寺院。其余石窟寺院或因史料缺乏记载，或因考古发掘不充分，未找到相近举措。”詹长法说，这一现象与辽金政权对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(zhòngshì)，以及佛教艺术在当地(dāngdì)的发展密切相关(mìqièxiāngguān)，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。

在(zài)石头(shítou)上钻孔安眼球，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。辽金时期安装眼球工程，与佛教艺术的进步、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佛像灵性象征的注重紧密关联。詹长法说，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(běiwèi)风格的同时，结合了辽金本土美学，特别强调佛像装饰性(zhuāngshìxìng)与灵性的呈现。

多年以来，在各类纷繁紧迫、千头万绪的文物保护工作之中，陶眼尚未上升为(wèi)一个受(shòu)关注的议题。“对佛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。”赵昆雨(zhàokūnyǔ)说。

1992年至(zhì)1993年，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发掘时，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佛眼从辽金地层中出土。这是迄今(qìjīn)唯一一枚真正意义上出自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陶眼，因而(yīnér)没有任何疑义。

这枚陶眼有(yǒu)可能是自然脱落的。詹长法说，在石刻雕像(diāoxiàng)上安装眼球，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术，比较难保存，年代一久容易脱落。因而石窟寺中(zhōng)现存佛眼实例较少，多见于寺院木刻的彩塑造像。

除了自然脱落，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。20世纪初，云冈(yúngāng)石窟经历了至暗年代，外国(wàiguó)不法文物商贩勾结(gōujié)村民，大肆盗凿云冈雕像，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，极易盗取，所以惨遭(cǎnzāo)厄运。然而，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有艺术造型的雕像，对这些光秃秃的眼球并无兴趣，既然没有流通(liútōng)价值，带不来收益，盗凿者多(duō)将眼球随手遗弃，仅(jǐn)个别或散落民间。久而久之，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了。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，存世者却一目难求的原因。

如今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(hái)保存着两枚云冈佛眼，均“采集”自第8窟内，其中一件(yījiàn)高7.2厘米，直径7.0厘米，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(shàngcéng)中央倚坐佛的眼珠。2006年，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其《云冈石窟遗物(yíwù)篇—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(bàogào)》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。这是迄今所知仅有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(táoyǎn)。

而很长一段时期(shíqī)，在云冈石窟之外，只有一枚云冈佛眼(fúyǎn)曾经现身。1985年，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回归。

“送上云冈石佛陶眼(táoyǎn)一件。”当年年初，考古学家、北大(běidà)考古学系教授宿白(sùbái)给时任中国文化部(zhōngguówénhuàbù)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致信，开头如此写道。宿白在(zài)信中介绍：“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……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，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。”

史协和即美国知名博物馆(bówùguǎn)人士史克门(shǐkèmén)，担任过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。20世纪30年代，史克门在(zài)中国(zhōngguó)留学时，兼职为美国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中国艺术品，该馆所藏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，一大半由他收集采购，包括龙门宾阳中洞最著名的《皇后礼佛(lǐfó)图》等(děng)绝世珍品(zhēnpǐn)。1932年，史克门来到云冈石窟，当时云冈已经警戒严格，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，他只从村民手中购得了一枚云冈佛眼，花费一块大洋。

河北曲阳北镇(běizhèn)定窑遗址出土的宋金粗黑釉拍子，即(jí)一般所称瓷拍子，表面平整 图/《文物》杂志

半个多世纪(shìjì)后，史克门(shǐkèmén)与中国文物界互动频繁，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佛眼。经由宿白牵线搭桥，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(yúngāngshíkū)，至今仍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。

这枚(zhèméi)陶眼由(yóu)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，大头略凸(tū)，圆面，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。烧制时留下了近圆形凹坑状疤痕，这是当时将眼球嵌入眼孔时，粘接岩石的固定点。为了给(gěi)这枚佛眼寻找归宿，云冈石窟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。

赵昆雨说(shuō)，第19-1窟主尊倚坐(yǐzuò)佛像，高7.75米，双眼球均已失落，留下直径为10—10.5厘米(límǐ)的(de)眼洞，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，可列为首位排查复位对象。他说，当前3D打印技术十分成熟，只要将此(cǐ)佛眼的复制品打印出来，在佛像上进行比对，应该很容易准确复位。

复位(fùwèi)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石窟流失(liúshī)文物(wénwù)研究项目。赵昆雨说，未来希望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能获得支持，启动一项特别行动——对云冈石窟所有缺失陶眼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，采集其直径、进深、形状等数据信息，对现在犹存的眼球胎土构成进行检测分析、断代。如果再有新的陶眼面世，根据(gēnjù)数据库记录的尺寸，就可以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，可以复位到哪尊(nǎzūn)造像(zàoxiàng)上。

云冈第16窟佛像(fóxiàng)，眼球已经不存

“复位是最具说服力(shuōfúlì)的。除此，如果能够(nénggòu)运用先进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，探得(tàndé)目前造像眼球嵌入深部的形状是锥形、蘑菇形，或是其他，那就一切争议都烟消云散了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中(zhōng)国国家博物馆、山西博物院以及云冈石窟博物馆里都展陈着回归(huíguī)的(de)云冈文物。赵昆雨觉得，云冈石窟是(shì)人类珍贵文化遗产，但其本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。这些年，随着一些单体造像的回归，可以让公众有机会在各地博物馆中领略到云冈雕刻(diāokè)的艺术魅力，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(hé)回归的故事，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、更立体的认知。

目前云冈石窟尚未(shàngwèi)将回归(huíguī)的造像构件回到(huídào)原位，回到石壁上最初(zuìchū)的位置。这是通行做法，回归文物大多收藏于博物馆。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，应该采取何种技术，是否会对现存文物的安全产生影响，需要仔细研究才能谨慎实行。

2016年，云冈石窟来了一位美籍华人，名叫王纯杰，他刚刚向山西博物院(bówùyuàn)捐赠了一件菩萨头像。王纯杰就职于美国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，兼任美国一家拍卖行(pāimàiháng)顾问，3年前，他在遴选一场拍卖会拍品时，巧遇一件被(bèi)藏家(cángjiā)标注为云冈第(dì)17窟的菩萨头像。他当即买了下来，阻止了文物再次流散。

王纯杰来云冈石窟(kū)那天，十分熟悉云冈石窟雕像情况的(de)赵昆雨对他说，这件头像(tóuxiàng)不是第17窟的。王纯杰十分忐忑，以为买错了。赵昆雨带他进入(jìnrù)第19窟，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说，捐赠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。因为雕像头部(tóubù)宝冠的缯带依然保留在石壁上，与头像可以“合璧”。王纯杰当即激动不已。

1933年，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《震旦旧迹图汇（云冈石窟）》图集，其中第19窟南壁东龛菩萨依然是完整(wánzhěng)的，如今(rújīn)对照来看，与回归的菩萨头像完全对应。这是另(lìng)一个可以印证的证据。

云冈第7窟思惟(sīwéi)菩萨，眼球已经脱落

这是云冈石窟文物回流史中的标志性事件。两年之后，王纯杰(wángchúnjié)再次巧遇(qiǎoyù)一件云冈雕像，这是一件头戴鲜卑帽的人物头部。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，大多出现在(zài)供养人行列，第7窟后室东壁原有两尊并肩而(ér)立的鲜卑装人物像，但其中一尊头部残缺，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的头像近乎“孪生兄弟”。这件回流文物也顺利找到了(le)归宿。

“非常幸运(xìngyùn)，王纯杰先生捐赠的两件雕像，盗凿时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，越奇特就越能准确复位。”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没有太多特征，而且(érqiě)很多雕像遭盗凿后(hòu)，又被二次修饰砍削(kǎnxuē)过，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，使得复位十分困难。

迄今为止，包括史克门(shǐkèmén)捐赠的佛眼和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(jǐjiàn)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云冈。赵昆雨曾全面调查过海外云冈流失文物，共计100余件。他比(bǐ)对百年前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的图录，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，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，“现已掌握了(le)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位置(wèizhì)”。复位是(shì)最雄辩的证据，证明流失文物的归属。“每一件被盗造像都(dōu)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。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，他们都在哪儿，现在(xiànzài)还好吗？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。”他说。

云冈文物的流失始于(yú)20世纪初(chū)，尤其是1907年法国(fǎguó)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，随后出版《北中国考古图录》，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精美的雕刻艺术。云冈石窟开始享誉世界，也开启了(le)被盗凿的厄运，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最为猖獗，云冈文物主要(zhǔyào)流布于日、法、美、德等国。

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是国际性难题，至今仍争论不休。每隔几年，拍卖行都有(yǒu)云冈(yúngāng)文物上拍，常常(chángcháng)引来谴责。“我们对此也爱莫能助。”赵昆雨说，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(yuē)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％，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，期望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里(shǒulǐ)的一些云冈文物回归。

对于(duìyú)散落民间的云冈文物(wénwù)，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归，是一次良性示范。“民间可能有(yǒu)一些小的构件，比如造像的一只耳朵、手指，孤立(gūlì)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、属于哪里。我们(wǒmen)希望通过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这一新途径，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回家的路，挽救那些走丢的‘孩子’。”赵昆雨说。

“实际上，如同圆明园兽首所呈现的，文物(wénwù)的价值不仅体现于(yú)物质形态，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。”对于云冈(yúngāng)文物回归的意义，詹长法评价道。